关于银行是怎么压榨的的信息

伪满中央银行：深及骨髓的压榨与盘剥

　霍桑的《红字》是一部经典，在这部经典里，霍桑说：“新殖民地的建设者，无论他们原意是怎样计划着人类美德与幸福的乌托邦，可总是从一开始，便在实际的需要中，认为一定要划出一部分处女地作为墓地，另外还划出一部分作为监狱的地基。”说得好，经典就是经典，我们可以照此模仿：伪满洲国的“建设者”，无论他们是怎样叫喊着“维护东亚和平”与“建设王道乐土”，可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地屠杀与奴役，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掠夺。

九一八事变当天，关东军就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还在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关东军占领，违者铳杀”－－他们不傻，知道这里有的是钱。为了“保护”这些钱，他们还在门前筑起了半圆形的临时防御工事，派了10几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当然，关东军不光知道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四行联合发行准备库等金融机构，也被他们“保护”起来了。后来，关东军占领了吉林和黑龙江，也是如此办法，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官银号都收入囊中。大概是以为银行太多不好管理，也不便于榨取更多，所以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的银行之后，就换个“玩法”，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从今天开始，我们便看一看日本是如何成立这家银行的。

袁金铠的“私心”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便派“主计”中原英吾中佐带领满铁嘱托久间猛及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抽调来的“专业人才”到东三省官银号检查帐目和金库。原官银号副经理孙耀宗（原总经理刘德文事变后去了天津）、帮总稽核王德恩、业务部副理王元澄、库官任明英、会计股长李生滋、发行股长郭文陈等人在日本人的叫嚷声中，胆战心惊地接受核查。大约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关东军摸清了官银号的家底儿。随后，又对其他银行和四行联合发行库进行核查。

这期间，张作霖的大谋士袁金铠博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成为日本人最为器重的汉奸之一。他向日本人建议东三省官银号早日开业。可能，这里面有袁金铠的一点私心，因为官银号总办鲁穆庭远在北京，不可能回来了。于是，袁金铠便向日本人保举了自己的儿女亲家吴恩培。吴恩培原来做过官银号的会办，也就是“二把手”，懂管理懂业务懂规矩，日本人正缺这样的人才呢。因为有袁金铠的保举，再加上吴恩培善于见风使舵，所以没几天就“荣升”为总办兼会办，原来的副经理孙耀宗也捡了个“便宜”，升任总经理。另外，原业务部副理王元澄升任副经理，帮总稽核王德恩调任业务部副经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王恩培想尽办法，培植亲信，甚至有些不懂银行业务的人，也被委以高位。另外，他还请了一个叫金子纲的日语翻译，以方便和日本人“沟通”。

据曾任伪满中央银行营业股股长的邹作民回忆，锦州失陷后，吴恩培打算派他到锦州调查设立分号的情况，但邹作民表示谢绝。吴恩培也没说什么，另派调查股长麻德春前往。后来，锦州分号成立后，麻德春便做了锦州分号的经理。解放后，邹作民写了一篇回忆，题为《伪满中央银行的设立与币制统一》（载于《辽宁文史资料》第5辑），对此事的说法是：“吴拟把我调走，以袁金铠的侄子袁庆濂来接我的职务”。可见，伪满汉奸们争起“肥缺”来，也要费些脑筋的。不过，邹作民起初是营业股副股长，后升为营业股股长，前后达10余年，再怎么说，他与日本人和吴恩培的“合作”，也算是融洽的。

当然，对日本人来说，这些都是支节末稍，再怎么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也没有脱离日本人划的“圈儿”，它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银行、银行里的钱和银行里的人，都是日本人的。

你的“钱”，日本人“作主”

摸清了底细之后，关东军开始履行其“占有者”的权利，他们要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出具“不作利敌行为”的誓约书，才能重新开业。对于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则规定10月15日必须“开业”－－更确切的说法是“只进不出性开业”，其规则为：

1、不对外发放新款；

2、原有的放款到期后不准延期；

3、原有放款，无论是否到期，原则上尽力收回；

4、对于暂不能收回的放款，要增加抵押品；

5、原来无担保的放款，要重新设定抵押品；

6、对于一般商民的存款不限制支付，但当年9月17日以前的官署存款及军政高官的私人存款，则不准提取。

对于不准提取的存款，由日本监理官盖上“禁止支付”的戳记，解禁时必须由监理官在账薄和支票上盖上“准予支付”的印章，才能支付。据邹作民回忆，重新开业的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其职员“忐忑不安，不知何时发生问题，受到惩处”。

不过，话说回来，日本人倒也没有完全“没收”军政高官的全部“个人财产”，如果甘心归顺，则根据其本人的“态度”和“表现”，也可以通融。比如，阚朝洗在边业银行有10万元股份，因为阚朝洗表现得比较乖巧，日本人如数退还；可汲金纯不想为日本人出力，就只得了40%。

这些“规则”一出来，银行便算不上银行了－－哪有银行“只进不出”还拼命“追债”的？表面上的说辞是“不作利敌行为”，其实这里面还藏着一个阴谋，那就是日本人打算把东三省官银号等银行加以“改造”－－伪满中央银行已经呼之欲出了。而开办银行，就得先聚集大量资金，“只进不出”便是这个道理，这是一个阴谋。

的确是阴谋。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虽然限制贷款，并“冻结”了大部存款，但却没有禁止兑换。九一八事变之前，奉天发行的现大洋票（可十足兑换现大洋）在8000万元以上，受事变影响，人们预计会发生挤兑。但出乎意料之外，兑换出去的大洋还不到300万元。对此，邹作民的分析是以下两点：

1、准备金充足。显然，这是张氏父子打下的基础，而日本人又没有限制兑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币值下跌的恐慌心理。邹作民称：“凡来兑现者，不拘多少，一律殷勤招待，迅速兑付。所以再开业后第二天，兑现的人就少了”。

2、官富民穷。由于原来官署的存款被冻结，银行又收回存款，不放新款，因而市面上银根吃紧，普通百姓手里的大洋票不多，难以形成挤兑风潮。

笔者以为，百姓的惧怕心理也是一个原因。东三省官银号重新开业后，仍由关东军把守大门，严查出入。就算手里有些大洋票，也不敢轻易去兑现，若是一个不小心，遭特务盘问一番（你兑100块大洋，是不是有“利敌行为”），可不是好玩的。再说，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市面萧条，物价普遍下跌，挤兑的动力不足。

日本人的“货币战争”

那么，日本人的阴谋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组建伪满中央银行，统一东北金融，并发行伪货币。伪满中央银行以东三省官银号为基础，再加上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可谓财力丰厚，若合并成一个“中央银行”，必然大有可为。按照日本御用金融家设计的方案，他们在统一东北币制的过程中，仍允许朝鲜银行、正金银行发行金票。表面上，日本人说这是在援助“伪满”金融，实际上他们是想在“极度紧缩”伪满货币的基础上，统一其货币。这样，他们就可以乘机利用金票大肆购买东北的大豆、皮毛和人参等物资，输往国外，赚取外汇资金，用于购买日本急需的军需物资。

笔者以为，这是日本的“超强盗主义”－－你本来有一元钱，可他们却要抢两元。本来，　强抢“货币发行权”就已经是在敲骨吸髓了，可日本人仍不满足，还要把敲碎的骨头再“煮”一遍。其“谋略”是紧缩银根，“冻结”原有的存款，使市面上的奉票大为减少，促使物价下跌，然后以金票“购买”物资。值得指出的是，金票的发行是不受限制的（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金票发行是以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原有银行的储备金为其保证金的），而且这里面又有一个汇率的问题，不消说，汇率机制必然也是倾向于日本人的。

如此说法，可能失于抽象，我们举例来说。九一八事变以前，正金银行在东北的金票发行额约500万元，朝鲜银行的发行额是6000万元，但九一八事变以后，这两家银行的发行额猛增到1400万元和2.2亿元。就是说，事变发生后，金票迅速成为东北占主导地位的通货。至于货价方面，更被日本压到了最低点，1931年秋，东北的高粱每斗（44斤）尚不值5角钱。前两年，《货币战争》这本书颇为畅销，其实早在数十年前，日本人就在东北“玩”过“货币战争”。

五十岚保司组织的“创办会议”

日本人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再熬汤”之后，便开始“统一货币”了。当然，要统一货币，必须先设立一个“中央银行”。由这个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发行一种新货币，再回购东北原有的各种旧币，最后达到统一货币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自然要利用东三省官银号等原有银行的信用和实力。这点道理，日本人还是明白的，因为他们即有自己的“强盗银行家”，又有新收编的“汉奸银行家”。

1932年1月4日，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长五十岚保司要求满铁的“金融家”安盛松之助和南乡龙音炮制作伪满“中央银行创立草案”。接此重任后，安盛和南乡两人马不停蹄，连夜奋战，仅用10天时间，便草拟了伪中央银行的方针、章程等文件。随后，由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广发“英雄贴”，邀请日本及东北金融人才“共商大计”。

这次会议从1月15日开始，至1月20日结束，一共开了5天，最终形成了一份伪满“中央银行创立要纲”，交给伪满首任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驹井和关东军司令对此方案比较满意，正式委托五十岚保司“创办”伪满中央银行，并指派满铁参事竹内德三郞、朝鲜银行行员酒井辉马、正金银行行员川上市松三人全力协助。

3月11日，五十岚、竹内、酒井和川上等四人召开预备会议，决定增加满铁的安盛松之助、井上喜三和朝鲜银行的富田规矩等3人为筹备委员。随后，这7个家伙对伪满中央银行相关法案进行逐条审议，同时也对人事等项进行商议。至此，伪满中央银行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3月15日，在长春被服厂内，正式举行了伪满中央银行创办大会。会上，伪满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宣布，将东北各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合并，重新组建“满洲中央银行”，并正式成立了“创立委员会”，其成员有：

委员长：五十岚保司（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长）

委员：　竹内德三郞（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顾问）

委员：　川上市松（同上）

委员 酒井辉马（同上）

委员 日岗惠二（黑龙江官银号顾问）

委员 久富治（吉林永衡官银号顾问）

以上这些都是日本人，多少有点不像话，因为伪满是“按照满洲人民的意愿”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日本人并没有忘记找来几个中国人充充门面。这些中国人有：

委员 吴恩培（东三省官银号总办）

委员 刘世忠（黑龙江官银号总办）

委员 刘燏芬（吉林永衡官银号总办）

委员 郭尚文（边业银行经理）

若说起来，这5名中国人有着双重身份，即是汉奸，又是金融家。就拿刘世忠来说吧，后来，他出任伪满大兴株式会社（民间称大兴当）的董事长，除办保险、卖彩票等项外，几乎垄断了伪满的典当业，在“搜刮民脂民膏”方面为日本出力不少。若没有“能力”，恐怕是办不到的，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汉奸也是要讲究“水平”和“资历”的，人家汪精卫做汉奸，一下子就当上了汪伪政权的“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维新政府”就得“取消”，“屈就”汪伪政权下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监察院院长”一类的官职，这就叫“不服不行”。其实，前文提到的邹作民也算是汉奸，但他只能作东三省官银号营业股的股长，还险些被人撬走。

不过，话说回来，这等“平水”与“资历”，着实为人不齿。日本人投降之后，就没有人承认了。周作人的才学那般了得，但因为他做过伪职，想在北大教书都不成了。1945年12月2日，北平各报纷纷刊登一则消息：“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周作人见报后，酸溜溜地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当时，北大缺少教员，也有人代周作人说项，但傅斯年的态度极为坚决。据说，周作人曾亲自去找傅斯年，亦被傅斯年大骂而归。

来自朝鲜银行的2000万元“贷款”

既然统一的认识，决定要办“满洲中央银行”，人手也配备齐了。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如何玩得更像样。于是，货币法、中央银行法、中央银行组织法、旧货币整理办法等“法规”便逐一炮制出来了。

3月28日，伪财务总长熙洽按照日本人的意思，为避免伪满中央银行在“接收”三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时发生动摇，决定由竹内德三郞“监理”东三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久富治“监理”吉林永衡官银号，日岗惠二“监理”黑龙江省官银号。显然，这是日本人害怕“留任”的银行职员倒鬼才想到的办法，由此可见关东军对自己“开办”的伪满大拖拉斯看管得有多严，而关东军的这种“看管”着实令已经“归顺”的伪满官员心情苦涩。1935年，郑孝胥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讲课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让他自己走，不应处处不放手”，如此“不知好歹”的言论令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和参谋甘粕正彦大为恼火，立即命宪兵包围了郑孝胥的官邸和“王道书院”，准备逮捕郑家父子。郑孝胥没有办法，只得打电话向关东军司令南次郞求救，这才逃过一劫，但伪满总理却当不成了。当南次郞去找溥仪“商谈”此事时，溥仪表示同意撤换郑孝胥，同时提出由臧式毅出任伪满总理一职。南次郞说：“不，陛下不必为此事操心。关东军已经考虑了合适的人选，就让张景惠继任总理大臣好了。”溥仪再一次屈辱地说：“既然关东军已有人选，那就这样定了吧！”其实，伪满的许多事情，遵循的都是这种模式，当然，伪满中央银行也不能例外。

不过，也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捡来的孩子不怕摔”，日本人突然决定给尚在胚胎时期的伪满中央银行套上一个更大的枷锁，那就是由朝鲜银行借给伪满中央银行2000万的金票，做为准备金。但莫名其妙的是，这笔借款并没有实际支付，因为伪满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已经“绰绰有余”了。于是，日本人便决定由伪满中央银行将这笔借款再“存入”朝鲜银行，其借款利息与存款利息相同。但问题在于，既然货款原封不动，这样的借款又有什么必要？

可日本人认为有必要，一来，它可以表示“友好”－－要是不友好的话，能借这么一大笔钱吗？二来，日本人可以借此证明，伪满金融体系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伪满的“臣民”必须“感恩戴德”。

时任东三省官银号业务股长的邹作民回忆说，1931年初，日本曾允许金票兑现，导致金票对现洋的比价逐渐上升。见有利可图，东三省官银号便用奉票大量购进金票，作为外汇资金。九一八事变后，邹作民等人预料到，日本必然会停止金票兑现政策，因为日本要打仗，便不会允许黄金外流，而如果金票停止兑现，那么它对现洋的比价就会下跌，于是，东三省官银号便打算出售金票。但东三省官银号的“副监理”酒井辉马却阻止出售金票，为此曾发生“争辩”。果然，日本不久即停止金票兑现，金票与现洋的比值也果然下跌，由原来的4角兑换1元现洋，下跌至8角兑换1元现洋，相差整整一倍。对此，邹作民心情苦涩地说：“酒井辉马在我们抛售金票时，阻止我们抛售；在不当向朝鲜银行借款时，又力主借款，其用心所在，不问可知”。

台湾来的“和尚”会念经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伪满中央银行终于在1932年7月1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伪满洲国首都伪“新京”（今长春）城内北大街，即原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旧址。奉天分行则沿用东三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旧址。

此前的6月15日，伪满正式公布了伪满洲中央银行的“方面大员”。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伪财务总长熙洽将总裁一职交给自己的亲信荣厚担任。荣厚是满州镶蓝旗人，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奉天省内务司司长、辽沈道道尹、黑吉两省财政厅厅长等职，这次出任伪满中央银行总裁，也算是“人尽其才”了。不过，人们普遍关注的还是副总裁人选，因为按照伪满“官制”，“副职”的权限要比“正职”要大，对此，溥仪有着真切的体会。伪满刚开张时，溥仪一度踌躇满志，每天早早地跑到“勤民楼”等着伪满大臣向他启奏“国家大事”，可到溥仪那里去的伪满大臣除了请安，就是表忠心，闭口不谈“实质性问题”，溥仪就问：“爱卿”就没有没点“政务”向“朕”请示吗？大臣们就回答：“次长在办”，“次长在办”。后来，溥仪也懒得问了，他感觉有点索然无味。

由此，我们便不难推断，伪满中央银行的副总裁职位，是要经过更激烈的争夺的，再说这个位子也确实是个肥差，不但管钱，还可以印钱，谁不想当？据说，关东军、满铁、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都想染指，最后，伪满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力排重议，决定由台湾银行理事山成乔六来担任此职。山成乔六之所以胜出，原因有两个，首先，他是驹井德三的亲戚，另外，他与创办委员长五十岚保司有同门之谊，二人均毕业于素有“财界领袖摇篮”之称的东京商科大学。

山成乔六果然不同反响，在他召集的伪满中央银行创立协议会上，根本没请一个中国人参加，就连总裁荣厚也靠边站了。不过这不足为奇，因为伪满就是这种“管理体制”。其实山成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他删除了伪满货币法中关于兑现的规定。就是说，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将不可兑现，而此前，奉票一直是可以兑现的。这种重大的变革显然会给东北金融带来根本性变化，这也意味着，日本人对伪满金融将“高度集权”。

岂止是“高度集权”，简直就是越俎代疱了。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伪满中央银行新发行的“货币”竟然要到日本去印刷。5月28日，日本内阁印刷局派来代表，与伪满中央银行商谈印刷伪满国币事宜。当伪满中央银行要求日本代表印刷5角、1元和10元纸币时，日本代表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6月6日，伪满内阁按照日本人的“指示”，通过了伪满中央银行法和组织法，并于6月11日正式对外公布。6月15日，伪满中央银行的领导班子正式公布亮相，原吉林省财政厅长荣厚担任总裁，原台湾银行理事山成乔六担任副总裁，原正金银行某支店经理鹫尾矶一、原朝鲜银行大连支店经理武安福男、原东三省官银号会办吴恩培、刘燏芬、五十岚保司、刘世忠为理事，原热河都统阚朝玺为监事。

顺便说一句，荣厚的总裁位子也没有干长。1935年，日本人田中接任总裁，副总裁由蔡运升（原任吉林省永衡官银号总办兼实业厅长）担任，1937年，蔡运升荣升伪满经济大臣，阚朝洗接替其职，充任副总裁。1940年秋，总裁田中卸职，阚朝玺升任总裁。从进伪满中央银行算起，阚朝洗任职长达10年之久。

至此，伪满中央银行的创立工作基本完成，四银号发行准备库也归于其中，正式注销。四行号发行准备库是张学良为稳定奉票币值，于1929年6月实行的一项举措，由奉天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等三家银行，与东三省官银号共同成立发行纸币的四行联合准备库。当时规定，各行所发银元票，要有七成现金银、三成有价证券作为准备金，有需要兑换的，允许十足兑换。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四家银行为奉票联合“担保”，因而东北金融趋于稳定。这次，伪满中央银行一经成立，四行号准备库便被解散了。而经过前一番“运作”，三家官银号及边业银行也归并于伪满中央银行，在事实上不复存在了。

伪满中央银行的“旧币整理”

早在伪满中央银行开业之前，即6月27日，伪满政府发布了旧货币整理办法。根据测算，东北流通的旧货币共有15种，核算成伪满新发货币的总额是1亿4千余万元。按照旧货币整理办法，这些旧货币在伪满中央银行成立两年之内，仍然可以流通，但旧货币进入伪满中央银行后，则不再向外发放。在两年之内，旧货币持有人也可随时可以到伪满中央银行兑换伪满货币。

这15种旧货币包括：

1、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兑换券（不包括“天津”字）

2、边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不包括“天津”字）

3、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发行的兑换券

4、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汇兑券

5、公济平市钱号发行的铜元票

6、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哈大洋票

7、吉林永衡官银号发行的哈大洋票

8、黑龙江官银号发行的哈大洋票

9、边业银行发地的哈大洋票

10、吉林永衡官银号发行的官贴

11、吉林永衡官银号发行的小洋票

12、吉林永衡官银号发行的大洋票

13、黑龙江官银号发行的官贴

14、黑龙江官银号发行的四厘债券

15、黑龙江官银号发行的大洋票

值得指出的是，伪满中央银行成立的头一年，完全是在利用原来流通的“大洋兑换券”来推广所谓的伪满货币，普通百姓以为伪满货币与从有的现大洋和大洋券并无不同，只不过名称不同、发行银行不同而已。而这种“误解”对于稳定伪满国币的信用是极为有利的，但严格来讲，伪满国币这时只是一种从属的货币，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新货币。

在15种旧货币中，吉林永衡官银号发行的官贴最多最滥，其发行超过103亿吊；其次是黑龙江官银号发行的官贴，其发行也在81亿吊以上。相比较而方，奉票(汇兑券)最少，大约在9亿4000多万元。

数字如此庞大，再加之币种多样，兑换比值不一，都加大了回收的难度。伪满中央银行在这方面，想了各种办法。除了由伪满各公署、教育机关、农商工会、协和会等机构进行宣传外，还采用了一些特别的宣传方式，如利用飞机散发传单，在一般日用品（如火柴盒）上印刷回收旧币的广告，组织文艺队在集市等热闹地方进行宣传演讲。另外，伪满中央银行还利用无线电、报纸等进行宣传，电影院里也加映回收旧币的广告。在技术层面，伪满中央银行在各地分支机构设立旧币回收事务所，伪满大兴株式会社也参与了旧币的回收活动。为了加速回收，各处的回收事务所特别延长办公时间，节假日时也不休息。在没有分支机构的地方，伪满中央银行则派出巡回收兑人员，随处兑换伪满新货币。据资料介绍，到1934年6月末，回收额度也达93.1%，应当说，其回收比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发现，在回收过程中，日本人也有“收买人心”的一面。比如，原定两年的回收期届满后，伪满中央银行并没有宣布停止兑换，而是将回收期又延长了一年，这样，到1935年6月末，回收比率又上升至97.1%。不过，这一数字仍比原定指标差0.1个百分点，于是，伪满中央银行又宣布再延长2个月，到8月末，总算完成了97.2%的既定目标。对此，日本人后来所吹嘘的“满洲建设成果”里，便有以此为自豪的一项，当然，日本人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伪满的金融统制。

说日本人“收买人心”，还有一个事例。江桥抗战时，马占山将军为筹集军费，曾以黑龙江省大洋票为基准，发行了160多万元的大洋票，俗称马大洋票。因为事出仓促，马大洋票并没有准备金，也不能兑换，但日本人为了显示统一币制的决心，宣布对马大洋票也进行回收。其兑换比值为每4元马大洋票，折合1元伪满货币，时间从1932年3月到1933年3元。据记载，到1933年10月，伪满中央银行总计回收马大洋票1494322.1元。

但是，对于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所发行的带有“天津”字样的汇兑券，以及无“监理官”印的哈大洋票，伪满中央银行却将其排除在旧币整理范围之外，不但不予回收，还禁止其流通，对此，持有人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对于回收的旧币，伪满中央银行将其破碎后，进行烧毁。另据估算，尚未回收的旧币（占2.8%，总计402760元），则作为捐毁遗失处理。具体处理办法是，在此数额中减去整理烧毁费用100余万元，另余300万元作为利益上缴伪满政府。至此，伪满中央银行的旧币回收工作，算是划上了句号。

日本人“收网”了

表面上看，伪满中央银行对旧币的“整理”既有力度，又有决心，成效也比较显著，但其实质，却是在“盗用”现大洋的信用。根据伪满货币法，伪币与现大洋等值；而且，在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为了稳定伪币的价值，曾多次卖出现大洋，在这种情况下，伪币不过是一种新的兑换券而已；另外，伪满虽然规定伪币是法定货币，但对于现大洋的流通，却采取默认态度。事实上，正是因为有现大洋的支撑，伪币的信用才迅速建立起来。

伪满政府之所以放任现大洋的流通，除“盗用”其信用外，还有一层“谋略”。当时，关内尚通用现大洋，所发行的纸币也可十足兑换，现大洋与上海“规化”银两，天津“行化”银两均可自由输入输出，不受限制。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将伪币融入其中，并将其价值与现大洋“绑定”，然后利用紧缩发行等办法，使伪币价格上涨，而后套购关内关外的现大洋。

但1934年7月以后，世界各地白银价格普遍上涨，中国的白银都面临外流的压力，为防止白银外流，中国方面突然停止白银输出。这样，日本人想从关内套购白银的企图受到打击，而且，伪满的白银也存在外流的风险。于是，日本人的无赖劲儿便又端了出来，开始强制收购现大洋、现小洋、过炉银及镇平银，不但严禁使用现大洋，还要求现大洋持有者必须卖给伪满中央银行，以此来保持现银的持有量。这样一来，伪币与现大洋的兑换价格便有所下降，不过，因为伪币发行的紧缩政策，伪币对米、面、布匹等商品并没有落降，就是说，伪币自身的“信用”已经基本建立超来。

有了这个底气，日本人便开始“收网”了。1935年5月30日，伪满财政部发布通告，严禁现大洋继续流通，以免妨碍伪币之统一。通告还规定，就是通告发布以前以现大洋为标的的民间借贷，以及现大洋存款契约，也一律改为伪币，绝对禁止债权人向债务人要求支付现大洋。另外还规定，现大洋不得向关内输出，就是现大洋的流入，也必须征得伪满政府的许可才行。可以说，在伪满，现大洋是“违禁品”。据老辈人讲，伪满对现大洋的查办甚至比鸦片还要严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辛辣的讽刺。何以至此？因为鸦片能给日本人带来“效益”，而现大洋本身就是“效益”。当然，日本人管制的并不仅现大洋一项，现小洋、铜元、过炉银、镇平银等“真材实料”，自然也在管制之列。还在一项，那就是黄金，日本人更不会忘记。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日本人此前的“努力”意欲何为了，简而言之一句话，伪满的货币统一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它的主子－－日本。单就这一纸通告来说，伪满中央银行便大发横财。就当时而言，纸币的贬值是经常的，而现大洋才是硬通货，因而，许多人都把现大洋以特殊契约的形式存在信誉高的银行里，但通告下发后，特殊契约不好使了，原来的现大洋都变成了伪币。同时，中国、交通、志城等银行的现大洋准备金，也必须存入伪满中央银行，其数目更加庞大。

再说一说日本金票

如果说伪满是日本人开的一个大拖拉斯，那么伪满中央银行便可以认为是这家大托拉斯的“发电厂”。它不仅对整个托拉斯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也是整个机构中最为“赚钱”的部门之一。所以，在开办之初，关东军、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和伪满政府便都想“掺合”，尤其是正金银行，因为来头较大（据称其资本有一半以上来自日本天皇），又有专业知识，更是惟恐落后。创办之时，正金银行便联合自己的“小兄弟”朝鲜银行，死皮赖脸地要借2000万元给还没有成立的伪满中央银行。在日常交往中，正金银行来的职员总以为自己的银行是老子银行，而伪满中央银行是儿子银行。

的确，正金银行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地位，大连与上海的汇兑行市，其汇率就是以正金银行的钞票为主，甚至有点“美元”的感觉了。尤其严重的是，伪满虽然打出了“统一货币”的口号，但对于日本这个后台来说，却是奈何不得的。在伪满成立之后的五年之内，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依然置伪满的“货币政策”于不顾，在东北发行一种银本位的钞票（与金票不同），用以套购东北物资。据有关资料记载，仅正金银行就发行过500万的钞票，九一八事变后，其数字又增加到1400万元。显然，这种状况对于伪满的金融统制是十分不利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但到了1935年以后，情形有所变化。蒋介石依靠英美，进行了币制改革，伪满中央银行的业务也步入正轨，其发行的伪币与金票的比价，基本稳定在1：1的水平，因而大连与上海的汇兑，也用不着正金银行的钞票做“参照标准”了。再则，伪满也学着日本人的样子，实行严格的汇兑管理，就是说，钞票在自由贸易市场所具有的操纵属性也不复存在了，丧失了它作为中国、日本、伪满三方面相互之间汇兑货币的职能。1936年，东北各地的钱钞取引所所从事的货币买卖的投机活动，也基本自行消失。

至此，正金银行的钞票失去了它从前所有的汇兑作用，成了名义上的银系纸币。1936年9月22日，日本政府禁止正金钞票在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及伪满继续发行与流通。同时规定，从同年10月1日起，以每元钞票兑换1元金票的比率收回。据称，原来迷信于正金银行钞票，囤积居奇的人，受了很大的损失。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伪满前期，朝鲜银行及正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称之为金票，因纸币正面印着一个长胡子的老头和，又称老头票。之所以被称为金票，是因为这两家银行执行的是金本位，正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可以兑换金币（黄金铸成，比一分铜币稍小），而朝鲜银行是以日本银行券为基础而发行的，自然也可以兑换金币。但如此以为金票要比银票“值钱”，就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金票便停止兑现了，所以金票也就成了不能兑现的纸币。既然都不能兑现，那么金票、银票又有什么分别？

其实，日本人在东北所发行的金票，几乎可以说都是朝鲜银行发行的，因而又称朝鲜券。伪满成立后，金票在东北境内的流通额激增。1935年8月，伪币在市场上对金票等价交换，这年11月，日本和伪满两政府共同发表声明，表示要维持金票与伪币的等价关系。同时还要求，以往使用金票的日本在东北的各机关，也应逐渐使用伪满币。

1036年12月，日本人把朝鲜银行在东北境内所设各支行及日本的普通商业银行，如正隆银行、满洲银行，归并为一个满洲兴业银行。为了表示“朝鲜”与“满洲”平等，特别规定朝鲜银行的营业范围，以朝鲜为限；“满洲”方面的营业，划归满洲兴业银行经营。从而撤销了朝鲜银行在东北享有的金票发行权。

从理论上讲，伪满中央银行和朝鲜银行成了“兄弟银行”，于是，朝鲜银行所发行的金票回收便得由伪满中央银行代劳了。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伪满中央银行决定为朝鲜银行白尽义力，即在收回金票过程中，不向朝鲜银行求取报酬。据记载，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总额为2亿2000万元，伪满中央银行以1：1的比率进行回收。1937年2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的伪币，在满铁附属地也有了强制流通的效力。可以说，伪满统一币制的历程足有5年之久，直到1937年，伪满中央银行才真正行使纸币独占发行权。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伪满政权的傀儡性，它所发行的货币也必然带有从属性，后来，日本一投降，伪满便倒台了，伪满一倒台，伪币也就只能用来“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