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银行贷款6万的词条

“关闭一家公司很容易，难的是怎样能够坚持以及更好地活下来。”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无数小微企业的步伐。

对于35岁的小微企业主陈铭（化名）来说，今年的融资经历无疑是永生难忘的——30天跑了30家银行，看了百余家银行在特殊时期对小微企业的帮扶宣传资料，但仅获得一家传统商业银行的6万元贷款。

中小企业是保就业、保民生的“底盘”，事关“六稳”“六保”政策的成效。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资金大力帮扶民营企业，特别是在疫情重灾区武汉更是扶持政策不断。

虽然整体上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所缓解，但顽疾并未彻底根治，仍有不少小微企业挣扎在艰难的融资之路上“嗷嗷待哺”。

跑30家银行仅获6万贷款

“30天跑了30家银行，看了百余家银行在特殊时期对小微企业的帮扶宣传资料，最终也只有一家传统商业银行给予了6万额度的贷款。”被问及疫情期间的融资情况，陈铭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感慨道，真正想拿到贷款资金，还是不容易的。

陈铭的店铺2015年在武汉开始经营，主要给当地多家宠物店直供宠物商品。员工100人左右，每个月成本支出大概在55万元。在疫情期间，由于武汉开始封城、物流不通，顾客无法上门，他的实体店铺也暂时关闭，但员工工资、仓库和店面租金等费用仍要支出。在这场不知何时终止的疫情下，不少企业当时将更多可能去储备资金作为首要任务。

“在疫情防控最紧要的关头，幸运的是，我们的资金储备能够维持运营。但害怕的是，当时没有人能够知道它到底还会持续多久，几乎所有商家都在下意识地做最坏的打算，也尽最大可能去获取资金支持。”陈铭告诉记者，当时他们最先想到的是直接融资，他的店铺此前曾获三轮投资，也一直是投资人很看好的项目标的，“最终没能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物理因素，因为投资人都在北京和上海，春节加上疫情期间，所有人均没办法出门，我们也到不了投资人的城市”。

之后，陈铭注意到了很多银行出台了关于帮扶武汉小微企业的政策。为了解决资金难题，陈铭联系了近30家银行，而他发现在停工状态下这些帮扶政策很难在当地落实。比如，按照银行要求，贷款需要面签，但当时很多银行门店均已关闭无法执行，仅有政策但没人到营业厅办理也是没用的；在办理信用贷款时，银行需要根据企业前面几个月的流水来评估，但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的收入均有所锐减，且流水很差，自然评估的结果也会不尽如人意，而此项规则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变通。

在历时近1个月的奔波后，只有招商银行给他发放了贷款，不过额度也仅为6万元。“以前，我们店铺也曾凭借良好的经营记录在某全国性大型银行享有300万元额度，但在疫情期间想要使用这笔钱时却未到账。当时，除了和当地银行联系，外地的银行也没放过，几乎和所有银行咨询了一遍贷款政策，但最终贷到款并不容易”。

融资“拦路虎”待扫除

疫情暴发的突然且来势汹汹，这让本就脆弱的小微企业“雪上加霜”。在与多位小微企业主的交流中，记者发现，“缺少抵押物”、“政策落实难”、“流程繁复”等被反复提及，三大融资“拦路虎”亟待扫除。

“在疫情期间，虽然有帮扶小微纲领性的总部文件，但在落实到地方时仍然有与原规定冲突的地方无法变通。”陈铭进一步指出，对多数小微企业来说，需要办理贷款的资料也是繁复且杂，正常情况下一套贷款流程走下来往往需要2至3个月，但很多小企业可能挺不了这么久。

不过，陈铭也坦言，就武汉当地而言也确实情况特殊，很多店铺停业两个月便熬不下去倒闭了，导致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风险确实较平时要高，短时间内银行没有人力去逐一评估风险，谨慎放贷也是能够理解。

无独有偶，元创品智（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遭遇了信贷路上的“拦路虎”。据媒体报道，疫情发生后，该公司流动资金一度支持不到2个月，开工率仅25%。虽然在天津市金融局组织的座谈会上，当地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当场表态提供300万元信贷额度，但在后期并没有落实到位。

该公司负责人王晨表示，即使信贷额度从300万元降至50万元也未能办成，银行提出必须抵押贷款，但市值将近700万元的房子只给贷款200多万元，最终公司不得不放弃。

“小企业管理与大企业不同，他们很多是以个人名义来购置房产及固定资产的，但这类抵押物是无法以企业名义来进行抵押，且大部分小企业也很难像大企业那样能向银行提供固定资产证明及资金流水证明。对于一些刚起步的小微企业来讲，甚至连经营业务的证明也难提供。”陈铭称。

此外，银行信贷资金向中大型企业倾斜的现象仍然存在。某股份制大行信贷业务部人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虽然政策有要求，但风险仍需要银行来承担，特别是疫情期间风险等级在不断攀升，资金向抵御力较强的中大型企业倾斜也是无奈。”

业内呼吁更多创新

面对民企“解渴”与银行考核间的重重矛盾，业内呼吁以新技术创新抵押物、进一步发挥互联网银行作用。

“物联网技术可以使企业每笔订单成为抵押物。”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认为，企业可以发行基于交易信用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来融资，这将为没有抵押担保但经营效益较好的民企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在发挥互联网银行的支持上，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认为，与传统银行相比，互联网银行、供应链银行可以结合企业的发票、订单、货物等大数据来控钱和控货，减轻银行对企业抵押品的要求，为企业融资提供新方式。

在采访中，多位小微企业主也呼吁加大信贷资金投放的精度和力度。

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通过大数据风控方式能够为毛细血管般的小微企业提供更为高效的服务，并建议在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引导上，让科技公司与商业银行在数据资产方式上开展更多合作。

“目前，科技公司将数据作为自有资产，不与银行等共享，而如果能够让商业银行获取一些基础数据，这将会对大数据风控具有很好的益处。”尹振涛称。

不过，从当前进展来看，打破信息壁垒的问题已逐步得到监管层关注。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近期，在个人征信牌照被监管放开的同时，直销银行牌照亦迎来了久违的开闸。

苏筱芮表示，直销银行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具有显著的数字化特征。一方面，传统银行可借助直销银行牌照加速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则能与外部场景方、科技公司等展开充分合作，并适合作为网店授信的“排头兵”，与互联网公司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落实小微授信、践行普惠金融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

另有银行业内人士曾建议，针对中小企业风险抵御能力弱，贷款风险积聚的情况，政府可考虑设立专门的担保基金，在疫情过渡期内为企业的银行融资提供适当增信。

疫情成企业“炼金石”

缓解融资难，小微企业也要练好“内功”。

“一场疫情促使我们回归曾经创立企业时的初心。”陈铭感慨到，大环境的改变也让我们能够冷静、踏实地更专注于产品价值及服务价值的提升，而不再盲目地去过度追求规模的扩张，“关闭一家公司很容易，难的是怎样能够坚持以及更好地活下来”。

疫情期间，企业的团队凝聚力变得更强。陈铭称，在那个特殊时期，团队的磨合与沟通变得更为顺畅，甚至有员工还主动要求减薪及缓薪，更多想的是如何能够共同渡过难关。

“也看到很多同行企业在这场历练中没能挺过来，多数还是由于早期规模扩张过快过于追求规模，就像泡沫虽然绚丽也很脆弱。疫情给予我们最大的反思是企业更需要踏实经营，不要过于在乎浮华的数字，而是要聚焦产品及技术升级，做出些更实在的东西。”陈铭表示。

他告诉记者，当时借贷的6万元肯定是不够的，后来又找到了网商银行借到了46万元。“那时网商对于武汉的商家有免息政策，并且不需要任何抵押物，我们也依靠这笔贷款支付了员工的工资，并在3月29日成为最早一批复工的武汉小商家，店铺的收入也取得了快速的恢复，最终渡过难关”。

“相信经过疫情的锤炼后，企业的生命力将更强，也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陈铭对未来充满希冀。

记者 | 马嘉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