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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储蓄率

在开篇之前，首先为读者朋友们简单说明一下储蓄率的定义。

储蓄率的计算方式，是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总额中用于储蓄的资金所占的百分比。简而言之，就是个人收入去除消费量以后，用于存入银行的部分与总收入的比值。储蓄率是一项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储蓄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一项能够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衡量标准，在经济学分析中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储蓄率的现状

去年11月12日，在上海举办的2020外滩金融峰会上，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会上做出了这样的报告：

“2019年年末的时候，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44.6%。对于未来的趋势，我们认为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下降。此次疫情对于储蓄率的现实影响目前还未知，因为疫情既有增加储蓄的一方面，又有降低储蓄的一方面。但是再往远期来说，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变动，就是在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并举的发展战略情况下，国内经济循环会将朝着更加畅通的趋势发展。

“我们同时观察到一大现象，就是年轻一代的储蓄率明显下降。这个现象的出现有好的方面，比如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等，但也有令人忧心的一面：有部分年轻人过多依赖借债来过度、奢侈消费。这种情况对将来的经济发展会不会起到消极影响我们也不尽了解，还需要进行密切观察。但是总而言之，中国的储蓄率可能会进一步地调整。“

周小川先生所说储蓄率下降的状况，对于初次了解的人而言可能增加恐慌情绪。但其实纵观中国十几年来的数据统计情况，倒非稀奇现象。经过笔者的探寻，根据比较权威的CEIC数据库提供的内容，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的储蓄率就基本稳定在45%以上且逐年上升；2010年达到峰值，储蓄率为50.654%，此后九年，中国的储蓄率保持于逐年下降，2019年达到44%左右。2020年由该数据库收集的数据为45.708%，比较2019年有小幅度上升，可以推知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原因，老百姓需要增加储蓄以抵抗风险。但是长期来看，中国的储蓄率维持在40%以上是常态化情况。

几十年来，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在二十一世纪的起步阶段，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储蓄率就常年维持在40%以上的情况，在国际排名中屡次位居储蓄率之首。而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平均家庭储蓄率仅为5%左右，澳大利亚的家庭储蓄率介于10%~15%之间，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也都在15%左右。从周小川先生的报告当中，可以获悉的是中国的储蓄率相比曾经的高峰期已经有了适当的下降，即使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未来储蓄率是否会进一步下降或者只是小幅度波动则仍然处于未知状态。

​国际上的看法

关于中国的储蓄率高而美国储蓄率低的问题，许多美国人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是否就是末日，这有时令人害怕。老实说，生活是不公平的。很多中国人对生活也抱着相似的态度，觉得需要存钱以备不时之需。与此同时，存钱让他们变得更有动力，看到存款的增加，他们决心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但对于美国人来说，随遇而安，及时行乐是他们的态度。”

“中国人天生就有风险意识。反思人生中的错误，发现自己经历了太多风险，当失败降临，似乎就成了必然。另外，信贷热潮还未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使用信用卡，但他们花钱，跟用储蓄卡一样，很少会去过度透支。”

“比较一下：很多美国人认为需要有自己的房子。每一代贷款买房。相比中国人，两代人实际上只需要供一套住房抵押贷款，三代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关于托儿所，美国人花钱找日托，而中国人将钱省在了家里，祖父母会帮忙照顾孙儿，会帮忙做饭，帮忙做家务。”

“在美国，医疗保健被当成花销而不是人权。保险公司和大型制药公司定期榨干美国穷人。所以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最短的。当然，银行乐见美国人债务缠身，只要他们能还清贷款就行。中国人更喜欢储蓄。”

这些看法中，肯定了两条与储蓄率有关的因素：第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第二，美国人的消费需求远大于中国人，消费项目也远多于中国人。

百花齐放的经济理论

针对中国储蓄率持续维持高位的情况，国内外很多经济学专家尝试解释此种现象。比较流行的有一下五种学说：

第一种“谨慎周期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生老病死、顺境逆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物。人因为需要面对这些未知的风险，诸如大病、破产、丢工作之类，所以需要储蓄一定的资金以应对难关。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尽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国家不能保障人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足够的资金解决燃眉之需，人们就会有风险意识，多存钱以自保。即国家通过公益手段难以保障个人，个人就会尽力保障私益手段。

但是按照这种学说的理论，由于社会处于不断进步当中，因此在经济水平逐渐发展的地区，由于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应该呈现的现象是储蓄率不断降低。但是中国的储蓄率除常年居高不下外，在早年间呈现数十年的上升态势，这是这种学说难以解释的。

第二种“文化传统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在东亚文化中多提倡“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体现东亚民族天生具有风险意识，因此更倾向于收入储蓄。这种学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支撑，例如根据前文所述的数据，除中国之外，亚洲其他国家普遍比欧美国家的储蓄率要高上许多。

然而，根据这种学说，由于文化具有惯性，因此在长期过程中中国人应当有相当的储蓄习惯，应当呈现中国的储蓄率维持不变或小幅度波动等情况，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储蓄率除呈现比其他东亚国家更高的占比以外，还有数十年的连续上升和连续下降的态势。面对这种状况，这种学说就难以解释了。

第三种“生命周期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从个人来看，一个人从开始有收入起，随着年龄增大，收入经历一个从少变多的趋势，到退休的时候，工资又降低，储蓄量随着工资的先增多后减少也呈现先增多后减少的趋势。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储蓄量的变化情况就受到其国内人口结构的影响：如果一国国内青壮年人口多，则储蓄率会自然较高，如果一国步入老龄化，60岁以上老人占比比重较大，则储蓄率会偏低。

然而，这种学说仍然处于理论状态，在实证上未有足够证据支持。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储蓄率变化趋势与这种学说做出的预测不相符，许多学者对此也存保留意见。个人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正在步入老龄化，年轻人口占比的减少，因此可以解释中国的储蓄率在21世纪先升高后降低的情况：乐于储蓄的中老年阶层经历了增加收入后退休的过程。

第四种“金融发展学说”。该学说认为当一国的金融体系不发达，人们会倾向于增加储蓄。这种理论同样存在问题：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储蓄率高的现象，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会经历数十年的上升与下降。

第五种“竞争性储蓄学说”。此学说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晓波教授联合提出的。他们基于中国性别比例不平衡，男多女少的现实，以及中国彩礼文化的基础，提出由于为在婚配市场上提高男子竞争能力，那些生男孩的家庭，不得不全力增加储蓄，以期望男孩长大成人以后可以顺利地找到“门当户对”的对象成家立业。

这一学说着眼点较为刁钻，从中国人必须经历的终身大事入手，又从婚配市场所看重的“家庭情况”入手，指出女方家庭的要求是“门当户对”或“嫁入豪门”，很少有向下兼容的，因此分析男方家庭要面对的压力，以期解决储蓄率的问题。然而，这种学说过于着眼于婚龄家庭的储蓄情况，而根据中国人口结构的资料显示，适龄未婚人口少于两亿，受影响的人数大概占中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三，这一因素是否对中国的储蓄率有如此之大的影响，还需要多作观察。

观点总结

前文所述的各种学说和各种观点，都阐述了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生活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且都具有一定道理，应当视为影响中国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现实，能够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中国储蓄率的居高不下，并非意味着中国人每家每户都具有足够的消费潜力。

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居民储蓄从家庭的角度来看是极其不均的。中国5%的储户占银行个人储蓄总额的40%，余下60%的余额被中国14亿人均分。

分析储蓄结构能得出以下结论：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从刚买房买车背负房贷车贷的人群角度，收入几乎不会用于储蓄；对于普通家庭，即使不背负贷款，诸如子女教育，医疗等都是“硬投资”，是不得不花的，真正用于储蓄的也不多，难以促进消费；对于收入居高的家庭，有足够的经济余量用于储蓄，而消费欲望也不会过多增加，因此这一部分储蓄也不会充分投入消费当中。因此，解决中国高储蓄率的问题不应当着眼于增加消费，而应当是增加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和所得，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其次，中国储蓄率的居高不下，反映出国人投资渠道的缺乏。

对于老一辈的中国人，便有存储余钱的习惯，例如将钱存入鞋盒或枕头下。在我国执行市场经济之初，银行开始出现，绝大多数居民才了解 “利息”这一财富增值方式，选择将收入存入

银行获取定息。直到当下，许多投资理财项目出现，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财富增值选择。但是对比发达国家，不仅投资渠道远远不够，收益回报率也相对较低。

在美国，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增值资产的方式是将余钱放入退休金账户或放入股市进行增值。根据前几年的数据，美国的退休金总量占17.9万亿美金，人均在6万美金左右，远高于中国的人均退休金数。对于美国股票市场，尽管可能受到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印象，但是长期来看从1974年开始直到当下，资产回报率高达12%左右，也远高于A股的回报率。这反映出两大因素：中国社保体系仍然有待健全和投资渠道仍待变广，回报率需要变高的现实。

中国的房地产业也能间接反映出此因素。根据资料，1990年，上海三万元就可买一套房；而现在的房价可以以百万千万计量，如若当作投资渠道来看，这其中的回报率高得惊人。因此，拓宽中国的投资渠道，应当是未来变革的一大方向。

中国的储蓄率高，是有利有弊的。它确实象征着中国财富积累量是巨大的，但是将财富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需要一定的努力。